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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想起了范雨灵。

那个穿着大红色棉袄，上面有金黄色的花，下面穿着绿色的粗布裤子，长得盖着她翠绿色花格子布鞋的范雨灵。短短的头发，扎一个马尾巴小辫子，额前的毛发整整齐齐，小小的眼睛，小小的鼻子，小小的嘴巴，圆乎乎的脸蛋，那个白白净净的范雨灵。

1989年的那个光景，当时我还不懂得男女性事和爱情以及其他一些复杂又世俗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玩具，如果非要说我们有玩具，那也全是自己制造出来的：弹弓，跳方格子，玩方牌，火枪，弹玻璃球，扔口袋等，这些都是文明的游戏。还有捉迷藏，捉迷藏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我一点都不喜欢，但是他们竟然还会玩得十分开心。在新家岭，我们的这个小村，山山沟沟的，破房屋，土坡，就连村头的那棵槐树的中间都可以藏人。（因为中间已经空了，至今我也不知道它究竟有多少年，我们曾经有八个小朋友都没有抱住它，它是新家岭的历史见证，也是新家岭的守护神）所以藏猫猫这种把戏，真的很没劲。倘若你藏起来，随便找个地方，寻找你的那个人会找上半天，甚至有些时候到吃饭时间了他还没有找到。

那是个春天的晌午，有和煦的风儿吹着。那是我第一次玩藏猫猫，也是最后一次。现在感觉也是，人的一生就是在玩藏猫猫的游戏，只是规则发生了变化而已，并且有了道德的约束。我和胡可、黑子、赵奇，还有一群小孩子，只不过现在都记不起他们的名字，我们是手心对手背的分了组。当然，这样是为了体现公平的游戏原则。黑子的一声“一二开始”我们就飞也似的分散开来。我是被寻找的那一组，和胡可一起。这时他们便在偌大的空间里寻找自己可以安身的地方。

我是不会慌张的，从来不会，至少现在我妈还说油瓶倒了我也不会着急。当时我小跑的顺着坡往上爬，赵奇那个笨蛋藏在碾子底下，不用想象他很快就被发现了，那样的地方，我在《地道战》里就看到过很多，游击队的八路军叔叔从那里爬出来，干掉了好几个日本鬼子。我爬到坡顶上，唱了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顺便还掏出小鸡鸡尿了一泡。我的尿可以射过我的头顶，然后形成一个抛物线，在重力的作用下落在黄土中，然后渗入大地母亲的怀抱。对方的人已经开始东跑西跑的到处找被抓的那方了。那群笨蛋，要么在墙角里，要么在碾子下，要么在破房子里，他们根本不会知道我藏在哪里。我尿完那泡尿，在山坡上摘了一只蒲公英，把它举过头顶，然后憋足气，使劲一吹，无数个降落伞就在天空中飞翔起来，在阳光下，浮浮沉沉，打着旋儿。我很惬意那个时候的自己，多么值得怀念的时光。可惜人生那样的光景太过于短暂，匆匆而逝。就像我考上大学，从坐绿皮火车，在拥挤的人群中夹着沉重的背包挤着找座位，经过一天多的行程跋涉到学院的那一刻，我都历历在目。包括我和杨晓薇、颜梦琳师姐、陈丽静她们和睦相处的3年多，都好像是昨天的事情。

吹蒲公英的时候是会给人很多幻想的。

大一的那个寒假，我又挤着绿皮火车，一如既往的从这个车站到那个车站。我从学院北边的车站上车，人就塞得满满的，像秋天收获时候的玉米棒子，在蒲篮里塞的紧紧地。你可以想象你坐车时的情景，可能你们从来不坐这样的绿皮车，或者你就是一个十分爱干净的人，甚至可以坐飞机。飞机打折后的票价应该会很便宜，可是我仍旧没有钱。这是一个梦，遥远的梦，就像我想象着某个女明星会给我当老婆一样的梦。

我习惯于在3号车厢。

那里有很多的学生，不过没有美女，美女从来就是坐卧铺的。我从一开始把自己塞进靠窗的17号座，就没有想象过以后还能出来。有两个女孩子坐在对面，她们是在大连下，这趟车的终点。我不是，我在唐山下，至少要比她们早一点。我的旁边坐了一个打工的男人，他的样子古怪，古怪的我无法给你描述：他瘦，皮肤黝黑，全是骨头，或者说全是黝黑的皮，包着他的内脏。我看见他的第一感觉好像我的旁边是站着一棵树，直直的，树皮皴着。他的脸狭长，宽窄和上下那么不成比例，根本没有黄金分割点的优化。甚至他根本就是一块板，细长，在过道里被人群几乎挤碎。他身上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汗臭，烟草，酒精，脚气，还有毛孔分泌的液体的味道。这些味道与车厢里泡面的味道混合在一起，难闻至极。

他一直沉默着。

火车像一匹骏马，在黑夜中，一直向着北边挺进，吞噬着远处的光明。窗子外边，早已灯火阑珊。像星星一样的灯火在飞速的流逝。还好，这节车厢里没有太多的民工和肥胖的大肚子男人，除了我旁边的那块木板。

晚上十点左右，对面两个女孩开始看书，好像是蜡笔小新的漫画，一摞一摞的。那个流氓小孩，简直就是混蛋一个，我如果将来有这么一个孩子，我还不如早把他掐死，免得以后太多的女生遭殃。她们看得津津有味，得意之时还会会心的一笑。一只手不停地在抓着桌子上的薯片吃。她们从一上车嘴就没有停过，饼干，牛奶，巧克力，口香糖。就连卫生纸都用了好几包，心相印的那种，带着香味，我在对面就可以闻到。奢侈，真他妈的浮华，中国还有多少人在贫困线以下呢。

我坐在角落，旁边有一个男生已经呼呼大睡，他靠着座背，嘴巴张的大大的，眼镜挂在鼻尖上，摇摇欲坠。不时还会呵呵地傻笑，他一定在做春梦，要么在意淫。

那张“木板”开始吃东西，他从屁股底下的蛇皮袋子掏出个红色的塑料袋，里面包着一个褪了瓷的缸子，没有了把儿，一侧黑黑的，盖子已经生锈。上面印着“全国铁路职工纪念一九七七年”，而且那几个字已经被磨得不清，“念”字被磨掉了一大半。他打开盖子，里面有几张饼，就是那种五毛钱一个的油饼。看着颜色不错，黄澄澄的，不过有点硬，应该是很硬，他咬了一口，咀嚼了几下，试图咽下去的时候，细长的脸有些变形。他用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上面有红色的血迹和起了皮的白色东西。他舔了好几次，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将它咽了下去。我无法猜想他要去哪里，或者是否回家。此时的车厢里，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挪动，更别说去打水。

一个肥胖的女人，穿着蓝色的制服，围着一块白色的裙子。说是白色的裙子，其实已经发黄了，上面还有分布不均的黑色污团。我无法知道那些黑色的污团到底是什么东西，她从车头到车尾，发黑的围裙要与多少个男男女女接触，别人的脸，胸部，屁股，甚至还有男人的命根。所以我也不敢确定那上面是否有着众多不知名的细菌。因此，我从来不会在这样的绿皮火车上吃东西，哪怕饿得半死。肥胖女人用一个大皮夹子不停地拍打着她推着的车子一侧。

“盒饭盒饭，十块十块啊！”

小车在慢慢的蠕动，比蚯蚓还要慢。

“起来起来，拿起你的包！”

她的声音带着轻蔑，鄙视，不屑，还有轻浮。犯困的那块“木板”抬起头，他的眼皮在打架。

“拿起你的包！听到没有！”肥胖女人踢了他一脚。

“别挡住路。盒饭盒饭啊，最后一次供应，十块了。”那块“木板”本能的站起来，后面过道的人也都呼地站了起来，拿起自己屁股底下的东西。肥胖女人摇摆着她臃肿的屁股，在人群的紧密结合中挤了过去。她的屁股摇摆，像个熟老了的冬瓜。木板在她走后又坐了下来，继续打瞌睡。

我的膀胱开始膨胀起来，有点隐隐作痛，里面的液体使我十分难受。我想上厕所，但是这几乎没有可能，厕所里挤满了人，就连座椅底下都是，几乎所有可以利用的空间都被合理利用了。我开始怀疑火车上为什么不罚超载，每一车厢定员118个，结果呢，我无法想象我所在的3号车厢到底有多少人，我根本数不清楚，就像卢沟桥上的石狮子，至今也没有人知道它有多少只。

我趴在座椅上，脚已经发麻，半天都没有知觉，搓了好久才感觉到温度。看着厕所所在的位置，虽然很近，我就在17号座，但是没有可能过去的。车厢的一侧挂了一幅穿着蓝色制服的警察提示画，最右面是一个女的，她很漂亮。他们神情自若，向我行着军礼。下面是一行黑体的“请不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上车”，右面挂着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题词，这幅画已经破旧，泛黄。现在最主要的事情是：我不需要他们给我行军礼，也不必要为人民或者为人民币服务，我要上厕所。我的膀胱开始肿胀起来，我怕自己会得膀胱炎，书上说憋尿的人就会得膀胱炎，男的还会得前列腺炎，前列腺炎还会导致阳痿，早泄，最终就是没救了。我怕，我怕得要命。我的两腿紧夹着我的命根，它有点不由自主地往外溢，就像水龙头底下的盆子，满了就向四周流出来。我用手紧紧握住它，不停地在座椅上乱动。旁边的“眼镜”还没有掉下来，他换了个姿势，继续熟睡。他肯定是属猪的，我敢打赌。

我只有一个念头，把那使人难受的液体排泄出来。对面的两个女生此时已经趴在桌子上熟睡。凌晨一点多，我已经忍受了2个多小时的尿憋，深刻的感觉到自己随时要爆炸，全身像无数只蚂蚁在往上爬，还会不停地打着冷颤。

什么叫车到山前必有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最终撕去文明的面孔，也许还剩余一丁点文明的掺杂，而论证了这条古训。我不是3岁的孩子，因为孩子可以无拘无束的在人群里尿尿，甚至拉屎，并且招摇着自己还未发育的生殖器官。我只能拿起桌上那瓶还有一半的“脉动”饮料瓶，咕咚咕咚的喝完剩下的水。我要感谢“乐百氏”公司，他们在那个十万火急的时候帮助了我。本来一直想写给他们写一封感谢信，感谢他们的瓶子在拥挤的火车上给我充当了一次夜壶，只是愁于没有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