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取得成就，必须在城市取得威信。

1890年，安治泰到欧洲旅行，趁机把他的传教会纳入了德国的保护之下。德国这个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试图在中国获得更多的利益，当传教士们找上门的时候，二者马上变成了相互利用的关系。

薛田资在日照脱险后，随着德国官兵一同复仇的畅快心情也变得非常容易理解。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中直接使用了“披着基督外衣的帝国主义”以及“政府中的政府”来评价德国和天主教会在中国的行为。

到达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数量毕竟有限，因此他们传教的方式有所改变：“所

谓之教堂，其由洋教士雇佣入教华民，择其粗通文字之人，月给工食三千文，

分赴各处传教讲学。

李秉衡也在奏折中提到这些中国籍教士“??一旦有事，则教士以毁坏什物，焚毁教堂，张大其词以告主教，主教复张大其词以告各国公使”。应该给予这些人的传教活动及其对中国天主教徒的影响一个高度的关注，

奈何资料有限，无法进行系统研究，但是可以想见他们在天主教群体形成过程以及群体行为中所起的作用。

逐渐地，教士和教徒安全的保障被进一步纳入了清政府的职能之内。另一方面，因为国家权力的作祟，越来越多的贫民、不法之徒纷纷选择天主教作为庇护之源。

“在发展教会势力方面。天主教以吸收大量教徒为主，给以一定的金钱收买，一般都以整个家庭一齐入教，有的甚至整村人吸收入教，在灾区利用出租土地收买佃农入教，育婴堂用低价收购婴儿和贫穷百姓送进的婴儿或弃婴给以领洗入教，再加上世代相传繁衍新生教徒。

因此，在教徒数量上要超过基督教的四、五倍。”可以想见，众多的教民发现了一个高效的、前所未有的可以使自己如此接近国家权力的社群。

传教士们包揽词讼，偏袒教民，清政府又无法对抗传教士们所依赖的帝国主义，天主教社群的壮大势不可挡。曹县、单县的被调查者们说：“在当初大家请求入教，主要是求得保护。教民入教后觉得高人一头，有了靠山，做事不够‘检点’。

入教后在政治上有保障，不怕吃官司，神甫在官府有面子，如果有什么事，由神甫在官府面前说一声也就太平无事了。”

传教士们确实分摊了本该由清政府实行的权力，如此，他们发展的除了一群真正的教义爱好者天主教徒之外，也发展了另外一批边缘教徒：为了经济利益入教的人，或者是贪图权力的不法无赖之徒。教民群体变得复杂，再一次印证了传教士们在异邦的尴尬。

因为这些边缘教徒过于抢眼，其行为也容易被非教民扩大化然后覆盖整个天主教群体，传教士们被认为是罪魁祸首。

非教民则把本应指向清政府的怨愤非常直接、便利地放在了教民和传教士的身上，教堂很不幸地成为被打击的实体对象。

在探讨教会势力对国家权力的影响时，很多研究者认为，教会势力的增长削弱了国家的权力，“它一方面保护教民，反对国家的治安力量，另一方面施加

影响包揽词讼。

笔者认为教会势力的介入，恰恰使教民获得了接近国家权力的手段，教会的存在成为国家权力的一个部分。因为国家赋予教会诸多特权，正是这些特权成为教民认同的一个重要部分，换句话说，教民与大刀会众一样，在极力向国家权力靠拢。教民取得国家权力的庇护之后，其行为的不当，又反而促成了非教民对大刀会的认同，在此情境下，两个社群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成为理所当然。最能符合国家权力的社群，才能坚持到最后。在斗争的过程中，国家若不能及时处理社群之间的关系，其中的消耗品就是国家的利益和威严。

（山东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晚清苏鲁边界地区社群关系及地方秩序变动庞三杰与大刀

姓名：兰晓丽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近代史

指导教师：刘天路）

（很是赞同，当时的社会确实是这样的。那时候的教会确实不怎么着,现在更是不会去什么教堂那地方。本人根本就不相信任何宗教。回到千年之后，只要你知道怎么骗人，你也可以混成一神棍，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