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怎么区分首相次相甚至第三呢？很简单，按照昭文，修史，集贤的顺序来吧！带“昭文馆大学士”的排第一，带“监修国史”的排第二，带“集贤殿大学士”的就排第三了！后人也就常常称之为“昭文相”、“史馆相”、“集贤相”。古人在这方面的智慧，不得不叹服！

卢老太爷与王崇羽把酒言欢，谈得十分起劲。

他们是不提风月，只谈政事。这倒与平常文人墨客聚在一起时的“只谈风月，不谈政事”截然不同。

卢升暗自琢磨，觉得这二人也都有着远大的志向和抱负，又到了一定的年纪，自然对一般的风花雪月之事，几无念想。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两位都是务实之人，讲究实用主义，也不避讳自己追求名利与进取的心思，总的来说是偏向于功利的。但行事功利有什么不对么？只要做事光明磊落，为什么就不能功利呢？反而是那些内心向往权利，表面上又声称志不在此的，只晓得饮酒作乐，自以为是的酸文人，才叫人瞧不起。

席间，老太爷和王崇羽提到卢升近来习武的事情。他坚信，每日晨练习武，不仅可以锻炼一个人的意志，还磨练他的韧性。更重要的，习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势。行军打仗，一个人的武功决定不了战场走势，但在行伍里面，你气势压不住人，就很难让别人服从你。

朝廷自太祖以来，重文臣而轻武将。近些年，还总是派遣书生为将，戍守边关，每每被外敌杀得丢盔卸甲。大家究其原因，常常简单认为是因为文臣多是擅长纸上谈兵的赵括之辈，没有军旅经验，制定的策略不符合实际，应变起来又不灵活，打起仗来自然不敌蛮夷的虎狼之师。

其实他们没有发现，更重要的是，你指派文臣为将，那文人哪个不是书生气质，如何压得住行伍里面的刺头。这兵不服将，做不到令行禁止，仗又如何打得赢呢？

一谈论行伍之事，就不得不提到西北和北方边防的军事问题，一提到这里卢老太爷和王崇羽便叹息不已。

那辽国自持兵强马壮，根本无视当年真宗签下的澶渊之盟，屡屡犯我边境，还要大宋每年给他大量岁币；还有那西夏，就靠李元夏一个人就把我西北边防搅得天翻地覆，最后虽向大宋称臣，但每年仍要索取大量的赏赐。简直欺人太甚。

王崇羽对这些有着独特的见解，他理了理思路，说：“其实从到现在的状况来看，当年避战求和的策略也有他的道理！以辽国为例，自打澶渊之盟以来，辽人大批内迁，渐渐接受汉人的习俗。他们放弃了祖先马背上打天下的传统，宗室贵族之间的争斗也愈演愈烈，如今在天庆帝手里已是危机四伏，对大宋没什么实质性的威胁了！倒是大宋自当今官家登基以后，大兴土木，大肆搜刮民膏运花石纲，弄得江南一带民不聊生。长此以往，江南必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