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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年，魏胜明病逝，子魏君阳继位，是为魏夏王朝第十六任皇帝。

魏东生离去的1635年到1653年，魏夏分封帝国无甚值得一提的有趣变化。鲁藩与吴藩媾-和，魏藩被赵藩击退，皇室吞并吴藩或割地吴藩的想法最终不了了之，结果仍是僵持数百年的九州均势格局。

镜头聚焦到魏东生第七世历练。

魏东生第七世身份背景持续下滑，名义父亲仅是鲁藩合盛商会某小职员。

汇总前七世背景，魏东生渐渐明白其中规律。前四世的名义父亲，皆可归类于统治阶层，强则能够国家政策走向，弱也能够一定程度控制某地区或某行业。

第五世到第六世的名义父亲，只能归类为中间阶层。

第五世名义父亲，虽然官职名曰镇长，其实可视为现实世界华国某实权县委书记或副厅级干部。他们与统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却很难对某地区或某行业施加自己的意志，即所谓的七品芝麻官。

第六世名义父亲，可以视为小企业主。他们很难与统治阶层建立亲密无间合作关系，却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社会舆论普遍意义的成功人士说法，就是泛指处于该阶层的富裕平民。普通平民爬到这一阶层，就能傲然感慨：“终于有了自己的事业，不枉来此一生。”

第七世名义父亲，可以视为知名企业小职员。他们暂时没有自己的事业可言，却有一些未来希望或者说上升空间。如果职场经营顺利，有几率进阶第六阶层，或者爬到企业高级管理层，拥有干涉企业走向的影响力；或者辞职创业，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小企业。而若职场蹉跎没有成就，那便只能一辈子随波逐流，把未来寄托在企业的未来，老老实实留在第七阶层。

第五世到第七世的名义父亲，都属于广义的中产阶层。但是因为第七阶层人口数量最多，也最具有普遍意义，哪怕它本质属于低端中产阶层，却也被舆论渐渐扭曲渲染成主流中产阶层，渐渐化作中产阶层形象。

也即是说，魏东生的第七世历练背景，进一步降低到典型中产阶层。

名义父亲死于1650年，留给魏东生一处居宅和总额250银元的存款。

第六世名义父亲留给魏东生的小魏家商行，名义父亲逝世时当年净利润才350银元，如此简单比较，仿佛249元也是一笔巨款。而且，名义父亲以小职员身份在合盛商会工作时，年薪高达83银元，绝对数字比小魏家商行时期钱发群的年薪还多。但账本不能这样计算，首先小魏家商行的年净利润和固定资产不是一回事，其次1582年的1银元和1653年的1银元也有着截然不同价值。

特别是刚刚过去的1652年，因为传闻鲁藩财政危机准备发行含银量更少的银元，“面值提高25%,银含量降低到80%”，金融市场顿时爆发惨烈的危机，银元贬值风险加剧数倍。名义父亲和名义母亲前半生兢兢业业工作，才勉强留给魏东生总额250银元的存款。

遗产仅有一处居宅和总额250银元存款，魏东生终于不必再心烦权臣摄政或者恶奴欺主了。

不是人心突然变好了，而是名义父亲既没有臣属也没有臣仆。

没有了圈养恶奴的家业，恶奴欺主自然无从谈起。

当然，上层家庭有上层家庭的烦恼，中产家庭也有中产家庭的烦恼。

第七世名义父母有着中产阶层普遍存在的焦虑感，他们渴望魏东生能够粉碎阶层枷锁向上爬，即使希望破灭，最少也要保住第七阶层地位，万万不能堕落到第八阶层。因为有着这样那样的焦虑感，第七世名义父母竭尽所能为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条件，在名义父亲年薪仅有83银元情况下，他们骇然省吃俭用也要把魏东生送到一所每年学杂费高达72银元的高档私立举学。肩负这样沉重的教育负担，第七世名义父母仍能攒下250银元，可见他们有多么重视孩子的教育。

可惜，魏东生辜负了第七世名义父母的殷切希望。

类似第六世的背景设定，魏东生第七世降临的小背景也是一名落榜举生。

与此同时，名义父亲逝世的1650年到1653年这三年，扣除每年72银元学杂费开支和维持生存的必需消费，250银元遗产已经差不多花干花净。魏东生把住宅室内室外倒腾一番，发现仅剩余可怜的3银元187文。

备注解释一些货币政策，魏夏帝国试推行银本位制度时，1银元可以兑换600文铜钱，可随着银价贬值和铜价不断增值，被迫调整到1银元汇兑360文铜钱。

这笔钱不能说少。

考虑魏东生拥有属于自己的住宅，1银元187文钱完全能够低成本苟活两三月时间。但是，魏东生想凭此有所作为，就难了。莫说创业甚么的，单是想在举学母校复读一年都没有办法，毕竟母校学杂费昂贵到每年72银元，岂是无父无母所能负担。去其它举学也不可行，因为当代举学都是精英教育，周边举学最便宜的举学也得每年缴纳28银元学杂费。

真正的穷人，根本没有资格读书。

哪怕经过三百余年发展，鲁藩仍然遍地都是文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