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有庄子的遗风，鼓盆而歌。因为亲人离别了尘世的痛苦，有了另一种道路。那歌声中，严肃而充满神圣的色彩，对生命的敬畏、对死亡的祝福。

我想起了莫言在《红高梁》中，主人公的娘去世时，主人公所唱给逝去母亲的歌谣：“娘，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这种愿望和祝福，才是最深沉的爱，当时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热泪盈眶。

在一个纳西族村子里，我们寻访到一个人家。家里当时有两个女主人，一个男人。在说明来意时，中年女主人把我们迎进了屋，屋内火塘边上，坐着一个老太婆，中年女主人介绍，这是她母亲，我们赶快致意。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游历，我们知道，在纳西族人的家庭中，保留着许多母系氏族的习惯。母亲是最大的，父亲不管事，在过去，有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在哪里，过去走婚的习俗，在今天已经不多了。冬天在火塘边最重要位置坐的，一定是个老太太，她是这个家最重要的家长。她礼貌地请我们坐下，让女儿给我们水喝。但她的话我们听不太懂，我们主要和她女儿交流。原来中年女主人还是有两个孩子的，都在丽江城里做事，现在家里就她们母女，还有孩子的舅舅。当我们到侧屋，看到孩子的舅舅时，他正在念经，只是简单地跟我们点点头，就继续他的功课了。

在丽江，有时女人的强悍是超过人们想象的，男人倒像是花瓶。有人说在过去很多年前，纳西族的男人一生只有七件事：琴棋书画烟酒茶。也许，你以为他们过得很幸福，其实不然，他们对自己的命运甚至婚姻，都没有多少话语权的，如同旧社会中国内地的妇女。

还有一个小故事，说是那个外国人，上世纪初来到丽江。他在路上看到一个情景：一个女人背着沉重的柴火，牵着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小伙子。外国人生气了，上去质问那个小伙子：你没风度，怎么叫女人如此辛劳、你一个男人还心安理得地骑在马上？谁知，他并未迎来妇女的赞赏，反而受到对方的责备：我才不愿意累着我的胖金哥呢！

厉害不厉害，纳西的女人，把男人当宠物养！

在云南众多的少数民族中，至今保留有母系氏族传统的民族很多，这与他们生活的方式有关。从原始社会的形态来说，从母系到父系氏族的发展，是人类从采集为主向狩猎为主的社会表现。在云南，这个物产丰饶的地方，采集是可以养活人口的，而狩猎，在高原，在雪山，收获不多，成不了劳动生产的主流，妇女们擅长的采集，就成了家庭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按基本原理，有作为才能有地位，所以，女人就有地位了。当然，在另一方面，除自然条件不利于狩猎外，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让男人的地位没有显现出来。第一，战争。云南山高坡陡、崎岖难行，部落之间的交流本来就少，大山与大河天然将部落隔离了，所以发生冲突和战争的机会就少，男人作为战士的作用体现的机会也就少了。第二，工具。在狩猎中，随着工具的发达，狩猎的成果也就大大增加。这里最主要的是金属尤其是铁器的发明和运用，这比中原地区晚得多，所以，当铁器传入云南大山时，已经进入了农业时代，狩猎朝代已经过去了。

男人的力量如果不体现在生产上，那么，最多当一个勇敢的花瓶。男人的艺术体现于文化，男人的力量体现在夜晚。

但是，另一个职务天然落在了男人身上：沟通神灵。男人们有更多的时间研究宗教，因为最早的祭师，就是男人。

最早的祭师是男人，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我确实没有过硬的证据，但我内心就是愿意承认这个结果，因为我的那个神秘的梦，我自由心证。

联想到我们内地，中华文明的传承方式也在渐渐消失，幸亏我们发明了伟大的汉字。中华文明是农耕的文明，对土地的崇拜，是因为我们太依赖它了。农耕文明中，土地耕作的田园，成了我们文化记忆中最主要的内容，在这种文明生存的人，朴素的共同的生活方式就是：耕读传家。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陶渊明这句话，虽然是在他对仕途失败时的自我安慰，但谁有能说他不是真正地爱丘山呢？田园牧歌的审美情趣，占据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价值核心，就连“山果居”，也是迎合这种需求而建的，当然还有今天的农家乐。

中国人刚刚进入工业化时代、刚刚接受商业文化的洗礼。从这句话的意思可以想象出：大部分中国人，上溯三代，总是农民。所以，农民的审美观、农民的生活习性，在我们身上有巨大的残留。我要是一个月没有看见山，心里就不舒服，因为，我就是大山的孩子。妍子的父亲喜欢大海，因为他父母就是渔民。

当商业的大潮冲击着这片古老的土地，古城迅速变成了商业的文化。而真正古老的，仅剩下偏远的农村，顽强地传承。

农业文化是慢节奏的，是敬畏天地的。因为农业耕作的季节性特征，农闲与农忙如此规律，所以农民生活和思想的节奏是固定的，所以产生了对时间的崇拜，周易算命时，用年月日时起卦，就成了主流。农业严重依赖土地的条件，土地的方位决定了是否向阳、决定了干湿程度、决定了肥力的大小、决定了干旱和洪涝，所以方位在算命中最为重要。五行中土居中央，因为没有土地，就不会有一切生命的产生，就不会有人。这也许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吧：土地崇拜。

当然还有天，它决定着气候。但是，它离我们太远，我们通常敬而远之。我们不太信神，而神代表着天，但它太远。中华文明很早就把神灵崇拜转化为祖先崇拜了，为什么？也许是这个原因：祖先用时间和经历证明了脚下的土地，是可以养育后人的。在中国诗经中，有很多最严肃的篇章，叫“雅”，记录了王室祖先们不断迁移的过程，找到今天这块土地，是祖先奔走的结果，也奠定了王族生存发展壮大的基础，所以，我们的一切，来自于祖先的选择，祖先就是我们的神。

那些对我们生产生活方式发生过重大影响的祖先，我们几乎把他们当成神来崇拜，这在孔子对易经的传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比如发明车子的黄帝，叫轩辕氏，发明农业和中草药的炎帝，叫神农氏。我们被称为炎黄子孙。伏羲画卦，被称为八卦的创始人，他是更早的祖先了，有人甚至传说他与传说中的女娲，是我们共同的父母。女娲估计是母系氏族的记忆，当到了父系氏族时，伏羲出现了，他通过对八卦的研究，发明了鱼网、狩猎时的陷井。根据人类学的结论：渔业和狩猎比农业更早，所以，在中国的传说中，伏羲比炎黄更早，这是一致的。

人类最早的历史，存留在传说中，吟唱在祭师的歌谣里。

听说苗族也有自己的史诗歌谣，记述了远古祖先迁徙和斗争的历史。苗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在华夏有文字记载以来，苗族就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了。在与汉族的反复斗争中，不断迁徙，但他们的历史留存在了歌谣中，至今，苗族史诗般的歌谣还在传唱，显示出顽强的文化生命。我想除了这个民族人口众多以外，还与它的传唱方式有关。它的史诗不是祭师垄断的，它的传唱普及到了平民。

今天的中国在奔跑，巨大的经济诱惑和迅速追赶工业浪潮的迫切愿望，促使每一个中国人都迫不及待地投身到抛弃农业文明的进程中。比如我的老家，仅仅二十几年，那么热闹的山村，那么传统的耕作，现在到了几乎消失无人的地步。

有文人在感叹乡愁的逝去，并在媒体上疾呼要保留农村的田园牧歌。放屁！像我们这样贫困的农民，哪有什么乡愁，我们只有城愁。

当年我在乡镇街上读书时，都不好意思报出自己村里的名字，因为太穷了，出生地简直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耻辱，贫穷让我们自卑，乡村让我们抬不起头。

那些最能干的最值得在农村骄傲的农民，比如我舅舅，他们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庄稼，来到镇上买房。如果他们还有乡愁的话，只剩下我外公外婆的坟地了，他们回忆的童年，少有幸福，更多苦难。

城里人念叨的乡愁，几乎都是吃饱了撑的。

当一块土地，不能给你起码的体面和安全感时，你的回忆只能是充满苦涩。

我舅舅还曾经给我讲过他们村里的故事。原来的齐厂长，算起来与我外公他们还是一个宗族的人，在县印刷厂当厂长，是村里走出去的最大的人物了。他退休前就谋划回村，将自己老家的房子修得像个庄园，他的梦想就是当个地主，接受农民的膜拜。

结果，等他退休回乡时，钱倒是挣了些，房子也很漂亮，应该具备了所有地主的气质，但是没有膜拜了，因为，那片土地上，已经没有了农民。没有农民膜拜的地主，还叫地主吗？他只在乡下呆了半年，就又回到了县城。老家有人到县城去探望他，问他为什么不在老家住，他说到：“一天把田坎转遍了，找不到一个说话的人，你怕不怕，你慌不慌？”

没人气的地方就没有社会。

就算现在还在老家住的表叔和表婶，他们好歹还算夫妻和睦，互相为伴，要不然，在农村，也是呆不住的。

当商业化和工业化到来，甚至迈入信息化时代，农村还在，但已经空心化了。农业不挣钱，对于农民来说，没土地不可怕，没钱，根本不行。

从小，我就对城里人有天然的敬畏，因为他们天生比我们条件好。今天，随着打工潮的到来，农民进城打工经商，他们拥有了与城里人一样的条件和体面，也许他们的子女出生在城市，就没有我们当年的自卑和寒酸了。这是巨大的进步，农民重新赢得了尊严。

也许有一天，很多文明将消失，成为博物馆或旅游地的展品。但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却将永远保留：汉字以及附着在汉字上的大量的经典。这些经典中都留下了最重要的基因：敬畏天地、尊重祖先。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在丽江的行程也即将结束，因为，春节即将到来，按中国传统文化，这是要回家团聚的。

这几天，我们在打坐时格外认真，尤其是妍子，对自己打坐时遇到的所有情况，都事无巨细地找文大姐追问。她甚至表现出了对佛教的崇拜：“大姐，如何拜师呢？”

学习佛教，这也是文明的传承。

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把佛教当作一种文明的话，它已经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了。至今，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迎来的空前的兴盛。如果横向比较的话，在所有古老的宗教中，就兴盛发展的状况而言，佛教，恐怕是最为古老的了。

是什么原因，让它抵抗了时光的流逝、世事的变迁呢？这突破了我的常识，我不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