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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的读书状态,与原来明显不同。在学校是为了考试,在董先生处是为了学习知识,在北京听讲座是在寻找答案,而今天,纯属消遣,习惯了看书这种消遣方式,就是没目的的读书了。没目的,就读得杂;为消遣,就很轻松。
在读南先生的书时,有时也觉得他引用的书籍和知识来源太多了,也太杂了。估计年轻的时候,也是没目的读书,才有今天的风格吧。
他提到多次古代禅门的一本书《禅林宝训》,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是打坐的,刘大哥也讲了一些有关禅坐的常识,我何不也来看看?况且,我打坐水平连妍子都赶不上,佛经也看不太懂,看些花边新闻总可以吧?
在温州有一家书店,我经常路过,也去瞄一眼。我对书市的认识,也是从观察这家书店开始的。
民营书店一般卖些畅销书。最多的针对学生的教材及辅导资料,还有各类习题、真题,这是为中国读书最刻苦的人准备的,是刚性需求。有人开玩笑,说一个人知识最丰富的时代是高中时代,这有点讽刺高考的意思。其实,我有时也觉得,高考与古代的科举有相类似的地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话,人人都这样,谁也别笑谁。虽然死板,甚至埋没了很多创新型的天才。但是,如果没有高考呢?李茅或许还在乡间教书,继承父亲的事业;小苏永远追不上思远的步伐了,估计还在卖早点。高考有科举的弊端,况且,许多学生高考过后,再也不看中学的书了,也许这些知识今后用得也少了。但是,就能抹杀它的作用吗?我认为,它至少有两样作用。第一,它把知识作为上升的阶梯,把苦读作为上升的手段,这是从根本上肯定知识的力量和勤奋的价值,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传承,所谓勤劳与智慧的民族特性,就是在这种制度下得以延续的。第二,它的公平性。不管你家庭如何、背景如何,都给你公平机会,考试的题目是一样的,也杜绝了其它操作的空间,就是二娃这种贫困山区出来的穷人,也可以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公平性,是中华民族一切道德最根本的基础,是我们社会价值观的最大来源。如果没有这种制度,下层民众怎么上升?社会阶层的严重固化,只会带来革命。
其次是大量消遣性书籍,如《读者》、《故事会》等,现在,许多人在这里面加入了心灵鸡汤,这是普通人的心理安慰剂。但现在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言必称欧美。我承认,欧美是比中国发达。但《读者》之流,似乎要把欧美打扮成西方极乐世界,让人们充满美好的想像,仿佛那是我们学习的终点,是我们最值得向往的地方。我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拥护者,但也自认为看过几本外国书。如果西方那么好,妍子为什么要回来?它的文学作品中还充满着那么多矛盾?如果普通人拿来安慰自己的弱小,可以理解。但有文人吹捧西方,导致盲目信仰西方,这就是迷信。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还是问问那些到西方生活过的人,妍子就不撒谎,当然她也不写书。我发现,这些二流甚至是三流文人写的西方,还真是不讲逻辑。用特例来证明普遍性的道理,完全没有概率的科学精神。甚至他所说的特例都是自己假想的。有的不是假想,也是断章取义,抽离了实际故事发生的背景,片面地勾引出他的结论,这有点故意使坏了。比如描写对房子的理解,他举例子是一个中国老太太和一个美国老太太的故事,来说明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不正确。说一个中国老太太退休碰到一个美国老太太,中国老太太说:“终于成功了,我终于给我儿子挣到一套房子了。”美国老太太说到:“我没有买房子,但我这一生游历了世界,你看,这些世界各地,我浏览过的,照片。”他这个故事,用来安慰那些被房贷压迫的人,确实有心理疏导的作用,但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不现实的。中国人注重家庭,没房子,家何在?中国人注重亲情,本来祖上没钱,好不容易实现了财产的代际继承,这正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爱的体现。中国人都有社会保险吗?中国人都领养老金吗?中国人的退休工资可以支撑世界游吗?更重要的是,如果现在不买房,今后房子可能更贵,这个损失,作者是不负责任的。况且,这个故事本身,我估计都是他瞎编的,没有可信度。即使这个故事有真实性,一件事能说明整个社会问题吗?孤证不立,有没有科学精神?当然,中国大部分写这些东西的人,根本没有科学素养,他们本身也是想赚点小钱而已。
还有一类书比较显眼,就是所谓的成功学书籍。简直搞笑,作者你成功了吗?如果真成功了,写这书卖钱,既无学术价值、又不能开拓眼界,读者也是瞎,相信这些跑江湖的人,自己没成功,还教别人成功。况且,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是特殊际遇的产物,是不可复制的。有时间看这书想找成功的窍门,不如像二牛那样开个手机店。
当然,书店也不是完全没有好书。有一些经典读物,用来新房装点门面也好,偶尔自己看一看也好,总算是开卷有益。有一些工具书,这是必不可少的。还有一些科普类、技术类的书籍,这就非常有用了。当然,满足艺术学习和爱好的书籍,也是对的。所有艺术,都有神性,故能陶冶情操。
关于自己喜欢的文史哲之类的书籍,值得我买的书其实很少了。除了偶尔一期的《读书》杂志外,几乎没有多少书有让我掏钱的欲望,虽然我并不是舍不得,我并不是没有钱。
今天,我又去打转,眼前一亮,在那个角落,散乱的书堆,我发现了这本《禅林宝训》,是民族出版社的正规版本,如获至宝:又有精神粮食了。
一般我看书,没那么正规,大概先看看序言,大体上知道它说的是什么,再看看目录,知道框架。最后从目录的标题中挑出有意思的章节,细看。这样随意性比较大,这许这本书看了几遍,有的章节也没翻过。但就这样,我是为快东而来,根本不需要整本翻完。“书非借不能读也”,是袁枚说的吧?这个享受荣华富贵的老头,后来的奢华是弥补你贫穷的童年?不要骗我,老头,我晓得你买下了大观园。
这是一本南宋时代编成的书,那个时代,读过历史的都知道,中华文化到了动荡散乱的境地,必须要正本清源。“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就是在最危险的时刻,出现了文化上保留精华的伟大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价值巨大。
看了目录,从中间翻起,我对一个叫“雪堂道行禅师”的事迹产生了兴趣,没其它原因,主要是他的名字好听,有一种高风亮节的感觉。
雪堂道行得法于佛眼远禅师,南岳下十五世。而此书的编者大慧杲禅师,也是南岳下十五世,他们时间相近,辈分相同,所以故事可信度比较高。
雪堂和尚住持荐福寺时,因为自己年纪太大,就想辞职。当时这些寺庙主持属于事业编制,要辞职,得推荐继任者,报请郡守同意才行。有点类似于今天大学校长,虽管学术,但也由政府任命。但在选接班人的时候,就犯了难了。这人必须佛法精深、管理能力强。这不仅仅是个人修为问题,而且事关上百和尚及佛事的管理,也属于公共管理的范畴。
估计他考察了好多个人,没有定夺。有一天,一个外地来的学僧,雪堂问他从什么地方来,他说他从福州来。雪堂又问:“沿途遇到好的长老吗?”这是要扩大考察范围,了解其它长老的群众谈话了。学僧说:“我过信州时,博山悟本和尚我虽然没有拜见他,但知道他是个好长老。”
“你怎么知道的呢?”
学僧说:“通过六件事,我就知道他是个好长老。第一,进入寺院的道路开阔平整;第二廊庑完备;第三殿堂香灯不绝;第四钟鼓分明;第五粥饭清洁;第六他寺内僧人待人有礼。”
雪堂笑到:“这个悟本果然是个好长老,你也是慧眼神人才。”于是向官府推荐悟本为荐福寺住持,得到了批准。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了当时天下的和尚虽然很多,但具有管理才能的人很稀缺。雪堂需要的接班人,是能够对大寺院进行正规管理教育的人才。由此反向推测,当时,中国佛教界的纪律是松弛的。当然,这也反映了南宋时期国家管理混乱的现状。
得到这样的结论,我觉得自己仿佛离南宋的历史更进了一步,有点自鸣得意的感觉。
传说佛陀圆寂前,告诫弟子“以戒为师”,管理是戒律的外化,对佛教僧团的管理,关系到佛教的生存,用这个标准来选住持,中合适的。
书中还记载了雪堂禅师父亲的故事,这就很有意思了。一般来说,出家人出家后,就与本人的亲属和家庭没有关系了。记录他父亲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呢?
雪堂对他的徒弟庵光和尚说:“我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我的父亲叫独居士,他曾经说过:心中没有主宰的一定不能立,外面不端正的事一定不要行。这两句话应该终身奉行,圣贤的事业自然具备。我经常把它佩带在身边,在家时用来帮助我修身,出家时帮助我修道。等到担任住持时,用它来率身临众,例如用秤可以称轻重,用墨斗曲尺可以划方圆。离开这两句话事事没有准则。”